来源： 经济日报 
　　记者：不久前，您提出我国医药科技与产业正在进入新的阶段。您认为其重要标志是什么？
　　王宏广：当前，我国医药科技与产业正在进入新的阶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健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追求，健康产品正在成为继食物、住房、汽车之后的消费新重点。二是“重大新药创制”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推动新药研究开发进入新阶段。三是医疗体制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等正在加速生物医药产业进入新阶段。四是国际生物医药研发与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继纺织业、制造业、信息产业向中国转移之后，又一个新的产业将向中国转移。
　　记者：近几年我国药物注册申请中创新药的比例明显提高，目前已接近30％，因此有人认为，创新药的迅速增多说明我国医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我国医药产业正在变得更大更强。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王宏广：现在说大和强还为时尚早，强调自主创新是做大做强的充分必要条件。客观地说，我国的医药产业完全可以做大做强。这是因为我国存在巨大的用药市场，其拉动作用巨大，但更需要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否则这个巨大的市场必然会被别人占有。医药市场潜力可以从两个角度估算：一是以人口计，目前我国医院门诊至少为22.3亿人次，住院治疗为8000万人；二是以费用计，若按照目前发达国家医疗保健支出占GDP10％以上的比例算，到2020年我国GDP若达到45万亿至50万亿元，那么医疗保健支出将是4万多亿元。不仅有如此巨大的市场，而且我国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正逐年加大，这一切无疑将带来生物医药产业的爆发式增长。
　　记者：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国巨大的市场拉动的并不必然是我们自己的产业发展，您有什么理由认为医药产业会成为特例？
　　王宏广：最重要的原因是生物技术正在使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药物等各个环节孕育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诊断技术革命：致力于一生疾病早知道的基因诊断、用于多种病菌同时诊断和快速诊断的生物芯片、判断是否感染病毒的PCR等生物技术正逐渐成熟并加速产业化；二是药品结构革命：化学药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挑战，生物药和植物药将成为新药研究开发的主流；三是治疗手段革命：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器官移植等将引发医学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四是疾病预防技术革命：新型疫苗、多价疫苗等的研究成果正不断问世。就目前的情况看，面对这些即将到来的革命性变化，所有国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如果我国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了，我们就能够保住我国巨大的医药市场，否则巨大的市场有可能成为别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基础。
　　记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齐步走，我们想进入第一方阵还有什么优势？
　　王宏广：我们还有3个优势。一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新药研发。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中就有2项与医药产业有关，仅“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研发投入经费就是过去50年我国新药研发投入的总和的几倍，重大专项的启动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更具重要意义的是，2009年6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明确了将生物产业培育成为我国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随之，地方政府纷纷制定了各自的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建立了一批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二是资源优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拥有动植物、微生物约26万种，是世界生物资源、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为我国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三是人才优势。我国有大量非常敬业、吃苦耐劳的科学家，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此外，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大量优秀的华裔生物学家，在著名刊物上发表的生物技术方面的论文有25％是由他们完成或参与完成。此外，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研发投入的成倍增加、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都将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记者：看到优势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清楚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王宏广：我们的研发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医药研发队伍规模偏小、领军人才更少，财政支持的药物专门研究人员数量还不如国外一家大公司的研究人员；我国新药研究前沿技术专利质量差，发明专利少；研发投入不足，每年约8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我国药物创新主体还是科研院所，而发达国家创新主体是企业；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批研究开发平台，但目前获得国际互认的还比较少，因而无法与国际研发接轨。此外，药品注册审批速度慢，医药企业散而小、竞争无序，新药利润大部分为流通领域分享等问题，都制约了医药产业研发能力的提高。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扬长避短选取发展的重点？
　　王宏广：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要致力于新药更多，“大药”更大，平台国际化，突破关键技术，加速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等。要针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大疾病，自主创制新药；要通过技术创新改造市场销售量大、疗效好、使用人群多的“大药”，使其质量提高、成本下降；要搭建一批与国际接轨的研发平台，基本覆盖新药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产业化的主要环节，为医药产业创新提供硬件条件；要掌握药物研发的关键技术，这是医药研发的“高速公路”；要加强中医标准研究，发挥中医对特殊病、疑难病的作用，引领世界植物药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立完善的创新体系；加速药物创新体制的转变，建立与国际相接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推进医药企业成为药物创新和制造的主体。